题记：人的名字，原为生物体的标记，经社会的种种磨砺，取得符号意义，再筛选出来，放在历史的星河中，与众星一起发热、放光！

    艾荫范，别号天刖生、识蜀斋主人，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阜新市优秀专家、劳动模范，辽宁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的学者，曾宪梓教育基金二等奖得主。原任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退休后任阜新市社科联名誉主席。

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对史学、上古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史、古典文学、训诂学等，均有涉猎，颇有建树，成果累累。对普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都有较深的研究。对语言有着惊人的天赋。

公开发表《楚辞诠释与解读》《北狄东夷和华夏传统文明建构》《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艾荫范卷》《古典诗词比兴小词典》等多部专著与词书。在《中国语文》《文学遗产》《光明日报》《北方文物》《辽宁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被当代学界誉为：“真正的学者”。

我做为他领导下的同志、教育科研课题的合作者、生活中的老朋友，在几十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感受到他为人诚恳、热情、厚道，平易近人，可以信赖；他严禁治学，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值得人效仿；他工作认真负责，追求高标准，高质量的作风叫人钦佩；他的学术成果中的新发现，及其蕴含的睿智让人仰叹；他读书、藏书、用书的执著的精神和坚强意志更为人叹为观止；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精准的运用，屡屡放出奇异的光彩。

我常想，为什么我们是同龄人，童年都在科尔沁草原中的农村生活，都有学师范的经历，可在向他请教学问、或者闲聊时，自觉差距太大，大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呢？仅仅是自己年轻时没有上过大学吗？可是又一看，那些与他同样念过大学的人，甚至是我国最顶尖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有的也与他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这到底又是是为什么呢？

我用教育学、心理学、人才学中揭示的个体成长的规律，对他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他成长中的许多故事中，除了他的天资禀赋、家庭影响、受教育的条件超长以外，更重要的是从他超人的努力中，领悟了他成为艾荫范的风采。

一

 艾荫范：童年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与惊人的认识世界的兴趣和能力。

他1937年12月，出生在吉林省双辽市的一个小职员家里，后举家迁到东蒙，他的幼年是在荒凉落后的科尔沁草原中的一个蒙汉杂居的农村渡过的。外祖父是位晚清的秀才，做过清廷的县吏，民国时的地方小官，在当地学问大，阅历深，很有威望。日寇占领东三省后，去做了三家村的塾师。父亲做过伪职员，通中医，会说蒙古话，经常为老百姓义务看病，在蒙汉群众中口碑很好。母亲自幼读家塾，也通达蒙学。

他在三、四岁时，就开始接受了很好的启蒙教育。先跟着母亲通过字块识了字，然后依据私塾的顺序，按部就班地读了“三百千”，“四书”和半部《诗经》，此外，还读了千家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幼学琼林，还偷偷读了西游、三国和封神什么的，特别是他还读烂了父亲常翻的带图的《本草纲目》。

还在听外祖父谈论八股文时，不知不觉的学会了 “破题”。有一回，外祖父随口出一文题：《自给自足》，他立刻说：“自给自足者，自己经营所以供给自己也。”外祖父不禁感叹地说：“这孩子若逢科举时代，也会早中的，一定能少年成名。”

解放前，小孩子学习国学总是在私塾里，通过 “三百千”认识字开始的，说到识字，他不无体会的说，小时候因为先跟母亲用字块识了字，无论在那里，只要看见有字就念，特别有兴趣。回想起来，他识字的劲头，来自于发现外祖父他们知道的事情那么多，会背那么多诗文，能讲那么多故事，原来是他们识字，自己学来的，因此他也要识字，自己去看书，所以就努力识字，在识了许多字以后，就头一次偷看了《西游记》。

1949年他进城时，因为有蒙学的基础，就大胆要求插入小学四年级，不仅顺利的与现代教育接了轨，而且，从学校的考试到全县的会考，都是第一名，因为学习成绩突出的好，他得到许多荣誉，成了共和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当上了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这期间，还在头脑里，滋生了学习知识可以迁移的思维方式，存储了创造性学习的能力。为了荣誉也更加积极上进了。

艾荫范，好象生来就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认识世界的兴趣和好奇心，他不仅什么都想知道，而且都想弄个究竟。他曾用装满水的“玻璃棒子”把水灌进蚂蚁洞里，趴在蚂蚁洞前，看蚂蚁出来的各种状态，因为趴的时间过久，着了凉，拉了肚子；他曾长时间的跟在屎壳郎后边，看它们怎样推动屎球，怎样把屎球放在安全的地方，发现了它们的安全反应；他曾好奇的观察蜘蛛怎样织网，想它们结网干什么？有的蜘蛛为什么不结网。他发现蜘蛛结网是为了扑获昆虫，不结网蜘蛛靠突然袭击也能扑获到昆虫；他发现小鸡塔拉膀子，打了蔫，发热得了瘟疫，很快就死了，他就把人发烧吃的平热散给病小鸡鸡喂上，小鸡很快就欢实起来。他还很喜欢养些小动物，诸如养狗、猫、鸽子、麻雀、蜥蜴、蝲蝲蛄、屎壳郎、各种蝈蝈等，看它们的习性。

就这样，他的兴趣、好奇心得到了发展，成了习惯，他本来的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都得到了锻炼与提升。特别是他的记忆和注意的品质，都远远的超过同龄人的水平。难怪有些乡亲们说他：“小小孩子，什么事都想知道，还爱刨根问底，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啊。”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学校，父母是第一任老师，他的父母和外祖父，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重要他人”。为他营造了开放、宽松、自由、上进的成长环境，使他的灵性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由好奇心引发的许多良好习惯和荣誉感，都在无意中，积淀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个性，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动力学的根基。

首先，在母亲的管教中，他许多天赋中的兴趣倾向和好奇心得到了赞同、支持和发展。他说，小时候只要不做莽撞或伤害自己和别人的事，母亲总是放手让他去做，做对了就一笑赞许，做错了也不责备，鼓励他再做。

他很好的实现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准则：一要读书；二可淘气；三做事由自己选择。在母亲为他创造的开放、自主活动的空间里，他的天资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当时他的音乐、绘画水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可偏偏不摸各种乐器，不修习书法，对此起初是处于兴趣，后来则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他确认无论是学乐器还是练书法，都会占去很多时间，影响他要掌握的更重要的东西。后来他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孩子也都身心健康，各个事业有成。

可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对孩子活动的硬性决定、替代、过分的干预，都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受到限制和阻碍，甚至扼杀了他们的灵性，结果帮了倒忙。难怪有的家长，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说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好时，孩子反唇相讥：“那孩子怎么摊上那么个好妈妈啊！”

其次，在父亲的示范中，他翻烂了图文并茂的《本草纲目》，从小就认识了上百种草药，知道了许多草药的药性，认识了科尔沁草原中，许多花草树木，不仅知道它们的名子，还了解它们生长条件，这使许多生物学老师都自愧不如。在阿尔乡五七干校时，他采集了近百种草药，制图，写说明，装订成册，留在了那里。还用草药治好了一些人的疾病。

再次，在外祖父的教诲中，他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和世界观，逐渐清晰起来。为了塑造他做人的品格，外祖父教他背熟了《明日歌》以及许多神童诗，如今八十岁的他，说起这些诗来，还如数家珍，朗朗诵来。他说，这些对他的精神成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首 “三尺龙头万卷书，老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吾丈夫。”激发了他的进取与超前意识和敢为人先，勇做头羊，奋发图强，敢于担当的精神；

那首《明日歌》像长鸣的警钟一样，警示他“吾生待明日，万事俱蹉跎”让他养成了 “当日事，当日毕”“当时事，当时毕”“ 就地刨坑，立马就办”的当机立断，高效率做事的作风。

他的志向被外祖父引向了更高更远的境界。“要做好事，做大事，做别人不敢做或做错了的事，做别人未曾做过的事，并且一定要做得最好”的观念，扎根在他的潜意识里，形成信念，不时的显现出来。他的一首少年登龙首山的诗：“有幸登龙首，投杯拍曲栏，胸中大宇宙，掌上小山川。”就彰显出，他志存高远的境界，和包容世界的宽大胸怀。

最后，社会实践提升了他社会意识的高度，产生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说起他的童年经历，他最动情的是，同广大贫苦的农牧民一道，参加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及其共产党创造的红色文化，留下的影响他人生观的“童年情结”。

他说，在土地改革中，因为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而无法丈量土地，不得不让他一个还不到十岁而识字的孩子来帮助丈量、记录分给各家各户的土地的情况。他和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一起，历时几十天，在冰天雪地里，完成了全村的土地改革任务，也受到了分得土地的广大农牧民的喜笑颜开的情绪的感染，在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和农民的赞许中，体验到用知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快乐。

在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他最喜欢唱的是翻身秧歌，他先从一位农村艺人那里学会了改成土地革命内容的许多小调，然后教给农民群众，带领群众，边唱边扭秧歌，还在区里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条“羊肚子手巾”使大家正经高兴了一阵子。他也从这里体会到群众文化和文化群在社会发展中的力量和作用。

如今他还会唱许多流行在农民中那些歌曲小调呢。每当我们说起这些，他就情不自禁唱起来，他说：“他的音乐兴趣和歌唱能力就来自于农民群众那里。”

童年的艾荫范，接受了红色文化的影响，有了用科学文化知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社会责任感，有了终生向文化、科学不倦攀登的的初衷，有了积极积蓄科学文化知识的为人民服务的动力。艾荫范的天资得到了良好的开发，理想和信念积淀在潜意识里，成为他成长的动力，激励他不断的向更高的方向追求。

二

艾荫范：实得名师教诲，储备了再学习的智慧、能力和习惯。

艾荫范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入初中，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入师范。他很幸运的是所在的学校，在当时都是一流的，特别是又都遇上了名师的精心培养与教诲。

他说，在初中先遇到的，是一位从文艺刊物编辑岗位病休下来，做兼职的年轻老师。这位老师，上语文课不是按着介绍文章时代背景、作者，归纳段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之类的常规教学，总是启发诱导，特别让他入神的地方，是分析文艺作品，如小说中的某人物、某情节，还说生活中肯定不像作品里那么典型、突出、完整，而原型估计会是什么样，作者从哪里着手、做了怎样的加工等等，讲得津津有味、煞有介事，他听的如痴入迷。在迎接志愿军代表团归国时，老师布置写一篇日记。他第一次沿着老师讲课提示的思路展开想象，让这篇接近3000字的记叙文，不仅总体上波折有致，而且精心构制几个场面，再以抒情语连缀，结果很有点报告文学的样子。老师把它拿到课堂上，还像分析课文那样一路分析，说哪里是写实，哪里是作者的加工；哪儿成功，哪儿不够理想，有几种修改的路子可以考虑等等。

这次作文和老师的点评，好像一把火，突然点燃了他久积胸中的柴草，从此一发不可收。说“久积胸中的柴草”就是读书的知识积累，而这种积累，得宜于他从小养成的阅读热情和习惯。他说，那时他是县城文化馆的“常客”，有限的一架书早已经被他读尽；中学图书馆储书丰富，像一座金山，领到借书证，他欣喜若狂。各科作业他从来都是在学校完成，回到家，晚8时至12时，每天差不多都能吃进200页课外读物。中国“左联”和解放区的作家作品，苏联和世界进步作家作品，几乎被他摸遍了。这些积累，一旦遇到明白人点拨，谁都可以像他们那样去写，这样就把他领进了广阔的天地，无疆的境界。

艾荫范不仅掌握了写记叙文的技巧，还理解了读书和写作的必然联系。可惜的是这位老师的语文教学思想和方法，没有得到远播，没有得到更多的语文老师的认可。现在的语文教学，依然是理解文字、总结内容、举一反三，而不对文章进行分析、批判，更不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思考怎么写得更好、更有创意，真是遗憾哪！

他说，在初中，继任的语文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他虽不像前任那样善于创造性地联想，但课文讲得很有深度，时时超出常人的想象。这位老师对他还特殊地宽容，允许他可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任意写最有心得的东西。他在读过茅盾的《白杨礼赞》后写一篇《取灯儿礼赞》，赞美忘我的奉献精神；他的一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百余行长诗《万岁，我的共和国！》，被学校写成几米见方的大型壁报，贴上县城的十字街；最有意思的是一次作文要求写信，为掌握这种应用文体，老师特地指令他这回不许例外。可他还是在“例内”找到了例外，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对他发动侵朝战争大加讽刺和挞伐，这又受到老师的大大夸奖。这时他已经为报纸写短诗一类的小稿件了。艾荫范理解了写作和生活的联系。

他说，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审视语文，是进了中等师范学校之后。这回遇到的是一位谙于旧学的资深先生。当时适逢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文学同汉语分成两门课程，文学采取文学史体系编选课本，整册都是文言。教材加上先生的诱导，使他渐渐淡化了文学创作的热情，啃起少时熟悉的老古董。自修了许多文献古籍，扩大了国学领域。

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他在辽宁大学为杨公骥助教《文心雕龙》的一段佳话：六十年代初，全国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杨公骥先生，应邀从东北师大来辽宁大学做《文心雕龙》的学术讲演，省内各高校的中文系的先生多来听讲。讲课之初，杨先生一边讲解，一边板书卡片上的引据，很是影响效率。艾荫范就毛遂自荐，愿为先生板书，而且不用先生的卡片。一开始杨先生犹疑，常常回头看看，但每每都满意的点头，杨先生发现自己围绕着《文心雕龙》引用的文献，他都知道，并且板书得准确无误，就放心的讲下去了。杨先生的讲座历时七天。就此艾荫范每天晚上，格外的做了许多案头工作，最终由于二者的完美结合，成功的完成了学术讲座，这位年轻人的学问，也使听讲者大为震惊，辽大中文系也使人刮目相看了。

杨先生是郭沫若首肯的中国第一号红色古典文学专家。他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助教，有意收他为弟子，约他谈了多半夜，杨先生问的精深，他答得流畅，十分融洽。数月后，杨先生致信辽大中文系，很诚恳的表示，把艾荫范当做研究生，做他的助手。但艾荫范考虑到自己是张先生的助教，婉言谢绝了杨先生的好意。从此，辽宁大学有了艾荫范“助教杨公骥讲演《文心雕龙》”的这样一段传奇的故事。

艾荫范常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等师范遇见的这位先生，认为他写作记叙文已经过关，锻炼议论文写作应当是他今生事业发展所必须，他容许他不必跟随大家一道作文，但有两点特殊要求：一是必读每日报纸的社论，而且作简明的结构分析，交给他看；二是每次作文都必须是论文。这样训练了将近一年，这位老师说艾荫范：“你议论文写作规范也已基本掌握，放得心了。”艾荫范说，他由此体会到，比较起诗歌、小说、戏剧之类艺术创作，议论文的写作要简单容易得多；但文章不是个空架子，不断掌握丰富的学理，驱遣文字恰可地表达，这则是无穷尽的工作，他最后走的就是这一条路。

艾荫范说，他的这三位老师，一位善于启发诱导，一位海量宽容，一位有针对性地单兵教练，给他入大学中文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终生都感激他们，尤其敬佩他们开放的语文教学观。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乐也。艾荫范的恩师们，得其育之何止三乐呀。师范有位教导主任说：“我教艾荫范一个学生，这辈子就够了。”所教过他的老师，差不多都不失时机的给予赞扬，鼓励。为此他高兴过，自豪过，受到鼓舞，产生动力，不敢骄傲，不敢懈怠，不辜负老师的厚爱，鞭策自己，努力向前。

当然，也难免遭到个别老师的误解而受到委屈，但他面对挫折，从不消极对待，往往把不良刺激当做激励，使其成为动力。他说，爱上绘画就源于在小学时一次图画课，老师给每个学生发本画本，让学生描图，他没有画纸，别人给了一张旧纸，他画一香蕉。老师当着大家的面，说：“画的什么玩艺，狠狠地给扯了。”他虽然受到了羞辱，可他没有气馁，从母亲那里要了一毛钱，买了不少背面没有字的印刷品画了起来，嘴里还叨念着：“我就不信我画不好”后来从小学到初中，学校的的板报报头、插图，都出自他手。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到县文化馆去帮忙办展览了。

然而，说老师得英才而育之感到无比快乐，学生又何尝不是把得到仁师的教育，看作是终生享受不尽的幸福呢！艾荫范先生，你有那么多的仁师，你多幸运哪！

             三

艾荫范：幸运的跨入国学教育的圣堂，奠定了古典文学的基础和扎实的基本功。

1957年，艾荫范被保送进入辽宁大学中文系。说起在辽宁大学学习的时候，艾荫范总是不无遗憾的说，念四年大学中文系，实际算起来，学专业课程的时间，也不过三百多天。做为文科高等学府，那时候辽大总是向“抗大”看齐，学校的政治运动，随着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而不间断的进行，所以，专业课程简而又简，普通语言学、心理学、西欧文学等都不过二三十个学时，外语干脆被砍掉了。

但是，他很幸运，毕业后被留校任教，进入了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做著名教授张震泽先生的助手。这时候他立下了“一定要攀上国学高峰”的志向，下决心积累好国学基础，向更深层次发展。他说：“做学问就要及早的下功夫才行。”事实上，一入大学他就开始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研究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文献，以及中外艺术论等了。

张先生是著名文字学家丁山先生的得意弟子，谙熟六国简帛文字。 在张先生的督导下，他通读了史记、汉书和百三名家集，古文字也受先生影响，抄过半部《金文编》，接触到了治《说文》的清代四大家。

音韵学受到黎翔凤先生影响。黎先生是黄侃高第，功底深厚，由黎先生介绍，他读起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体味到那颇为人诟病的“成均图”，接受了“娘日二纽归泥”说。

他说，这期间他觉得最受益的是他打开了《皇清经解》，一字不漏的细读过刘氏父子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了解到了二王和钱大昕、孙诒让诸人的学问，对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不知读过几个回合。

艾荫范的国学基础积累得更加深厚、扎实、牢固了。这在他后来的研究成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65年，为解决夫妻两地生活的困难，他调来阜新，任市人委红专学校的文化教师。七十年代末，他在少年时参加土地改革，在冰天雪地里，丈量土地时动坏的双腿，变成了脉管炎，不能走路，在卧床不起的状况下，看见了修订后出版的《辞源》，写下了《简评修订本<辞源>》（第一册）的文章，寄给《中国语文》，又在他的脉管炎急性发作，脚趾溃烂，痛不欲生的时候，接到编辑部叫他对文章稍加增补的通知，他勉力答复，说病情严重已无力修补，文章宁愿捐赠，虽然如此，文章不久还是以他的名字刊出。（1981年《中国语文》第一期）这篇文章在语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中国语文学会专门发信祝贺他这位中年学者的成就。在阜新市党政领导层，机关干部中，文化教育界引起了轰动，为在我国的学术再度辉煌中出了个这样的学者感到光荣和自豪。

到了晚年，他在《<论语>诠释的语文层面尚有空间——以<学而>篇“道千乘之国”章为例》的文章中，指出自东汉包咸以来研究《论语》的学人们，确认《论语》的语文层面已经搞清而不再问津，是个误解，举出《论语》中至今被普遍误读的《学而》中“道千乘之国”章，来证明《论语》诠释的语文层面尚有空间。艾荫范又做对了前人做错了的事情。对深入研究《论语》做出了新贡献。

论文开始就说：自总角之年初通《论语》，至今足足走过了七十又几个春秋。这中间，古今凡疏解它的权威性著作，从十三经注疏本何晏《集解》，朱熹的《集注》，刘宝楠父子的《正义》，现代程树德的《集释》，杨树达的《疏证》，直到当代杨伯峻的《译注》，钱穆的《新解》，以至李泽厚的《今读》，先后都研习或浏览过了。艾荫范在研究大量的学人对《论语》各种诠释中，确认对《论语》的诠释，在语文层面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留给了我们。诸如：对《宪问》第三十三章“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之中的德，《译注》解释为：品质；《新解》解释为：德性；《今读》解释为：品质。可以看出三家说法完全一致。而他复引上古多种旧籍佐证，再从甲金文字形义和上古音韵层面参互发明，淘洗出“德”之初之意却应是意向、意志，而《论语》此章用的即此古义。所以“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应理解为：用骥来称呼千里马，不是因为它的力气，而是由于它的意志。校正了《论语》中的“德”在许多处，应读为志向、意志，而不是品德。

对《学而》第五章的子曰：“道千乘之国，谨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东汉包咸对其注解为：“为国者举事敬慎，与民必诚信”，“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作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把这三句话划分成五个命题。由此朱熹《集注》明确的称“治国之要，在此五者。”六十年前，杨树达先生作《疏证》更作了如下标点：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还把分出的每句话后引多种文献证实，最多达十余条。当代学者李泽厚《今读》，对其译文是：孔子说：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慎重、敬畏地处理政事，恪守信任，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差使老百姓选择农闲的时候。可见李氏也持“五点论”原来杨氏《译注》钱氏《新解》也全是五点论。

艾荫范先生据所读相关文献确认，上述学人对此全理解错了，这句话的语文层面的理解应是：首句“道（导）千乘之国”实际指的是公候国主，即后者行为的发出者，它是本章的主词，后三句则是主词发出的行为，即敬事以信，爱人以节用，使民以时，或者理解为信以敬事，节用以爱人，时以使民。所以，这句话应是：孔子说：引导据有千辆兵车大国（的君主），要以礼的规定恭谨地祭祀，节省自身用度以加惠臣下，役使民众应当不违农时。那么，两千年前，包咸领出的歧路，何以让学界一直错到今天呢？艾荫范用孔子在《子罕》中两句话：“未知思也夫，何远之有！”说大家都不曾认真思考而轻信了包咸，甚至连我们可敬的当代语文大师杨氏籍咸也上了当。

然而，我们更关注的是艾荫范先生为什么能发现学人们读错了，进而发现诠释《论语》的语文层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呢？这除了他的广泛、深厚、扎实、牢固的国学文化积累，和科学的学术方法外，主要的还是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读书读得仔细。说到读书仔细，他说到童年的一个故事：小学六年级的一次全县会考，他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绩，并以0.5分的优势名列榜首，老师告诉他，那位第二的学生仅仅是忽略了卷子中的一个细节。从此，为了完美，为了荣誉，为了不留遗憾，他读书做事就没再放过细节，严肃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品格，耐心细致，一丝不苟，不丢细节的习惯也被培养起来。艾荫范，做为国学的著名学者，登堂入室了。

 四

 艾荫范：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娴熟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有位读马列专业的学者，曾和我发感慨：老艾是学中文的，怎么那么熟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用得那么精准？我真是自愧不如呀！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与研究，用艾荫范自己的话说，“是正儿八经的下过功夫的”。他来到阜新以后，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关进 “牛棚”、上“五七”干校、到中学任教，还是在市革委会教育组工作期间，处于“转变世界观和工作的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认真的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文选，还对自《共产党宣言》以下的许多名篇反复研读过，对《资本论》第一卷，读了两遍半。就在脉管炎发作、脚面溃烂，疼痛难忍的时候，或住医院手术期间，也没有间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

我曾为他的这种精神和坚强的意志所感叹，效仿他通读了马列选集，但收效甚微，只记住几条语录而已。后来发现他读马列的书，不单是当做一门学问去学，而是为寻求做人的根本来学。他说，首先，是为解决无产阶级立场，要做马克思主义者来学；要和改造世界，改造自己联系起来学，用马列主义之矢，射自己思想之的，去掉思想中不正确的东西；然后是应用，在实践中，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它就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了，这样才能牢牢的保存在记忆里。外在的东西用起来，不仅不会得心应手，甚至不管用。如果只是当知识来学，往往达不到效果。

艾荫范把毛主席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变成了了自己的现实。

艾荫范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成果，就往往表现在他准确的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社会；准确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存在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青少年学生，坚持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做指导，吸纳各方家的学术成果，形成的 “同构比较法”，“ 逆向思维法”等 研究学问的方法。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他的马列主义的功底，完全可以和他的国学功底相媲美，他常常如是说。

他的那篇《跟着马克思学做学问》的美文，就生动的展现了他运用马列主义的深邃与博大。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他用大半精力，涉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学问，诸如尼采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郭尔凯阔尔、海德格尔、迦达默尔、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包括莫斯科、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德里达、巴尔特等社会学，直到涉及到他的语言、文学的利奥塔、吉登斯，乃至历史文化的诸专家著作，被他用这种方式访问的西方学人，还有许多许多。

对此，他经过反复玩味比较，坚定的确认马克思主义那些奠基的学问，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追索之深，覆盖面之大，涉猎之广，框架之牢固，西方诸家，无一位堪与之匹敌。他说，因为马克思主义，必定“是迎着人类历史上一个充分发育了的社会形态的青春期，又从黑格尔那样的旷世稀有的哲学大师的学问里直接生长出来的”。但是，他读书并不排斥西方各家的论著，吸取它们的精华，甚至用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用西方的新学问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他一直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跟着马克思学习做学问。他依据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马恩选集》第二卷107—108页）

他说：“马克思这一段经典的表述，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教导我们认识一件事的本质的和一般的特征，应当于它最发达的形态中索取。”他顺着这样的科学思维方法，概括出“逆向思维法（也称为从后思索法）”并用这种方法，成功的解读了史学、文学、词义训诂、古代语音等文献中一些未曾读出的文献意义和古词义阐释的新内容，获得了令学界瞩目的若干可喜的成果。

他神话般的通过“逆向思维法”读出了“寤寐求女”的深层含义。《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两句。古今学者一直把这两句的“寤寐求女”的含义，只当一般的抒情来读。直到他把它同明朝人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惊梦》联系到一起，从戏中写足了的男女邂逅的风光的发达的形态，才发现了“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的两句话，远不像通常理解的只是抒情而已。

他又从社会、民俗等角度的加以详细考据，运用同构比较，弄懂了《诗经》中，所载贵族男女婚姻同观念、信仰、宗教仪式的关系，最终破解了贯穿在《离骚》《神女赋》诸作品中同一母题的相关内容。他说：“可见古今学者把“寤寐求女”只当两句抒情语，而没有看穿它原来是个包孕丰富的文学母题，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逆向思维，不曾以发达形态倒过来去理解原始的混沌。其实上古文献有大量问题都需这么破解，可惜学人至今不懂这个道理，也从未在这条途径上下工夫。”艾荫范先生你奇了！

五

艾荫范：获得了攀登学术高峰的“天机”，达到了“行到深山路亦无”的境界。

如果说，他的社会责任意识，浓烈的学术兴趣，博览群书的行为，追求完美的思想境界，造就了很高的学养，凝聚了不断攀登的精神和力量，那么，留在阜新奉献，就是他不断攀上学术高峰的天赐良机，做学问到了“行到深山路亦无”的境界了。

改革开放以后，在他满怀希望返回辽大，继续教授古典文学时，不幸患上了脉管炎。当时的阜新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声同志，得知他的脉管发病，十分关心，亲自过问他住院、做手术，派人指挥医院治疗。手术后，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得知辽大要调回他时，市委出于阜新自建市以来就缺少文化，更不要说学术文化的考虑，专门做出决定，要他留下来作发展阜新文化、学术研究的种子、带头人，明确指出，他要服从党的决定。他说，那时我不仅理解了领导的良苦用心，而且也有一种“怀恩未忍去，非无江海心”的知己之感，和感恩阜新人的盛情，所以，就留了下来，三十余年没有动摇过。

做学科带头人，谈何容易?他面对的阜新文化、学术环境是，没有学术团队，没有足够的学术资源，没有学术平台，没有与外界学术信息交流的通道，不仅落后，甚至荒蛮。当然，正因如此，市里党政部门的领导，才真实感觉到了阜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缺失，急需要补上这块短板。

他说自己，离开大学时，不过是个助教，要在上中古文献的解读和研究上，追及前辈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振兴阜新的文化、学术，又不仅仅是古典文化与学术。他深深感到了要实现领导的期望，满足领导的要求，自己的学术准备上的缺失。

然而，也就是这样的缺失与需要，唤起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学术兴趣和青少年时对社会的承诺，也就是这些因素一起，激发起他对振兴阜新文化、学术的责任担当。他很快从两方面做出了决定：一是进一步夯实国学的基础，对那些工具学科下狠功夫；二是向西方寻找新的学术方法，避众人锋芒，绕道而行，另辟蹊径，同时贤们并驾。

怎么把这个决定变为现实呢？读书，读书，读书！像小学生一样潜心读书。从此，他的床头灯总是亮着，每夜都是握卷入睡，醒来再读，老花镜卡在鼻梁上，握笔在手，记下心得笔记。他说，八九十年代，那种迫切感，逼着我真是有觉不敢睡，有病不敢死，因为距离“学术带头人”，还很遥远，我不敢停下脚步来。

三十年来，他读了能够购买到的一切中外名家、名著。我每与他见面，他总是情不自禁的先向我介绍，从那淘来了什么古典的名著，什么西方名家的好书，向我说他的读后心得，提出他发现的问题以及他的见解，他的文章也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来。我虽然收藏了他的这些文章，但往往弄不懂文章的精髓。

随着时间的延续，发现他的书越来越多，我说他的书能有几万册，他说没查过，反正搬家时拉了两大卡车还多。逐渐的我发现了他读书生活的轨迹：读书，藏书，做笔记，与人交流。他读书最鲜明的特点是乐读，会读，读出兴趣，读出问题。他说，必需的，重要的文献反复读，终生读；其他的要浏览，越广博越好；重要的学问一定抠个水落石出，不惜时间；书还可以换照读，不懂就放下，待受到启发再捡起来读。读书要会思考，思考要注意整体性。每个小问题都要有根，连到整张网上，不然就是不恰当的，无价值的，站不住脚的。思考还要注意系统性。从大到小，从梢到根倒着走。读书要每读必记不惜笔墨。他的读书经验，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兑现了对阜新人民的承诺，成果颇丰，特别是晚年，他的民族文化史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形成了系统的民族文化史学术思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得到了辽宁省和阜新市社会各界的极大重视，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共阜新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艾荫范教授民族文化史学术成果研讨会，省市有关领导、相关专家学者、光明日报记者，数十人参加研讨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评价之切，都是我省空前的。他自然感激、振奋，学术带头人的重压得到了释怀。阜新学界乃至人民也为他感到光荣！

对于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北狄、东夷和华夏传统文明建构》一书感到光辉，领略到他的深邃，我在这里就不做描述了，因为对我们学习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立场、品格和创新精神以及他独创的研究之路。简而概之，就是要弄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学人不能无立场，关键是要襟怀坦白，要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做人、做学问。今天是从昨天衍生的，昨日又是黯淡下去的今日；我从来都是想从对昨天、前天的思索中看明白今天和预想明天，反过来又从现实生活的波诡云谲中醒悟了历史”。他就是秉承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深厚的朴学功力为基础，虚心学习但不依傍他人，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努力追求自己的创造成果与方法，创造出了他的（一）以传统学问切如新领域；（二）以新学问切入传统领域；（三）中西两学交错使用的学术研究的道路。科学的提出了研究民族历史的三原则：（一）要向心，不要离心。要有利于民族认同、团结和增强自信心；（二）要向前看，每个民族都要有利于整个民族的发展；（三）要向中央看齐。他就这样一路走来，获得了《北狄、东夷和华夏传统文明建构》中那些成果，乃至更多，为民族文化史学术思想的形成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说到他留在阜新或回辽大，那个实现个人价值更大时，他不无慷慨的说，回辽大我的学术领域是很窄的，只能是古典文学，可能钻得很深，可能是博导，但不能涉猎其他，那是学界约定俗成的规矩。在阜新就不一样了，它需要我应对人文学科各个方面压下来的任务，甚至教育、教学的任务，并要好好的完成它，自然的我的学术领域就拓宽了。

当然，他在阜新的作用不只是产出了方方面面的科研成果和文学、诗词、文化艺术作品，还在社会科学、教育管理上多有建树，作为两届的市人大常委，在参与政府决策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当然，他也特别感激阜新历届的党、政领导，各有关部委办局的领导，阜新人民的领导和支持，为他创造了宽松的研究环境，给他待遇，让他钻心研究学问，为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心理学研究确认，人的任何能力、智慧的获得、发展与提升，都是在需要这种能力和智慧的社会环境的渴求和伟大实践过程中实现的，艾荫范在他的“天机”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再度作了验证。我们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机遇是有准备的人的归属，机遇也是有准备的人向上攀登的天梯。艾荫范获得了这样的天梯！有了这样的归属！做学问到了“行到深山路亦无”的境界了！

艾荫范成为了艾荫范，一位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来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他不断追求卓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和顽强奋斗的意志，始终以读书思考，求异创新，笔耕不辍的生活方式，握有多种认识世界的科学的学术方法和不断创造新产品的人；一位被老天砍去一条腿的读书人，成了识破“蜀”的书斋先生、学术殿堂一隅的学术达人；站在了我们面前。

这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任何一个自然人，变成社会人，都是以他的生物遗传因素为基础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是在一定的环境里，接受教育，保持着正确的方向，接受社会文化的滋养；历经苦难，靠着自己的主观努力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成为了自己，他的名字有了符号意义。

当然，个体是有差异的，其差异是从遗传素质，环境影响，教育条件，个人主观能动的程度上，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但是，无数实践又证明，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他能够达到的高度，关键是个人主观能动性是否发挥到极致，是否用全了他所该用的资源。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他的生命过程中，都能够尽其天年，毫无浪费光阴与资源，他的人生就有了意义，进而辉煌，虽然意义各不相同。

艾荫范所以成为艾荫范，当然是他的遗传素质或称基因、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影响、学校教育的作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等要素，都处在最佳状态，在他生命过程中，又都高度完美的契合的结果，使他的人生作为，达到了他应该达到的极致。

正如伊凡.巴甫洛夫所说：“科学将给我们的主观世界带来客观的结果。”艾荫范的主观努力，顺应人生发展的规律，在客观上达到了极致，其典型标志是：

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他一生都站在高处，竭尽全力吸允着古今中外学人，自己的重要他人等的集体人格的正能量，在潜意识里，积累了追求高标准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积淀了自己的人格生态，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做人，做学者，增添了光彩；

他始终开放自己，积极广泛的吸纳前人认识世界的学术成果，为自己所用，诸如：受皮亚杰的认知发生和认知结构理论的影响，在他的头脑里，构建了多学科的认知模块（认知结构），在不断的同化、顺应过程中，提升着能力，获得丰富的学术成果，成为学术达人。他成功的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解读了诸多文字的形义，扩大了古文字学的学术领域，创造了“同构比较”法；

他创造性的运用思维方式的改变，创造了“逆向思维”法，破解了一些古典文献的难题，纠正了许多误读，丰富了西方心理学，我们说，艾荫范的成长轨迹，不仅验证了许多教育学、心理学、人才学理论，而且极大的丰富其内容。

所以说，艾荫范的发展过程与结果，为我们每个个体的成长提供了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