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一个家庭中比较稳固和持久的风气和精神氛围。它由家长有意识地传授给后代，就是所谓家教。家风和家教紧紧围绕一个核心，这就是人格。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家风实际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是一个社会的亚文化。

我出自旧社会职员家庭，我家从祖上就是下层小市民，整天为衣食奔走，形不成所谓家风。我受的家庭教育主要是母亲和外祖父。他们出身于从山西迁来的一个百口之家，都在自家私塾读书。外祖父是秀才，后来家庭破落，在外靠教私塾生活。我从五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就是在母亲和外祖父的指导下。

     他们教我读神童诗，为的是长志气，敢为人先。“三尺龙头万卷书，老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我的不服输、不甘落伍的精神就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1949年进城读书，百分制考试从未考过第二，“5记分”始终是“全5分学生”，从小学逐级保送到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这就是我的经历。在知识、学问方面我的格言是“不辱家门，不辱师门，为踏过的土地增光。”我母亲经常讲的两句俗语是:“棉袄穿破，不能让人指破”，“宁可挣折腰，车要自己驾，套要自己拉”。就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人格尊严，要自力自强，要艰苦创业，为此宁可付出最高代价。

      其次就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奉献精神。我生在东蒙科尔沁草原区，当时荒凉而落后，少有学校、缺医少药。我父亲懂一点中医，成了百里方圆内的“专家”。一年四季，起早院子里就聚集了许多车马，一开房门，病人拥进屋，坐满南北炕沿。我父亲逐个摸脉、开方，病轻的则送给点常用药，天天如此、父亲会讲蒙古语，能够简单地解说病情，病人中绝大多数都是陌生人。我也没见父母收过他们一分钱，只有到年终岁尾，病人家属送来的点心盒子，高过半山墙，够我吃半年。1946年霍乱大流行，死人无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留下的祸根。我家已经没有现金收入，父亲认为救人要紧，从母亲手腕上摘下银镯子换钱买药，由我和母亲碾碎筛细按分量包装，送给求援的人，最后我竟得了病，可是连药渣子都送了人，什么药都没了。父亲喝醉酒大哭，说“老天不公、我救别人，你却要带走我的儿子”。可是我竟然死里逃生了！这也真的成了传奇。2003年闹非典，旅游局给我的海棠山碑文稿酬，我也捐了街道。我家人都懂得，人在社会与生存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帮助别人，搀扶那些弱者共同往前走，我自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别人帮助，总觉得有愧于心，应当以百倍的贡献报答社会才是。

      再有就是尊重别人。古人说“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敬重。我小时候的规距是，客来必迎，客走必送，陪客人说话，做事必须尽心。后来我结婚成家也是这个规矩。到我家做客的朋友一般都知道，他不走，我肯定不吃饭，如果恰逢饭时，事情又紧，我必定先办事，后吃饭，常常为办事把一顿饭免了，总之不能让客人等着。陪客人谈话，因为怕客人感到对人家冷淡，所以我的话头多，而且长。后来，这都成了我的习惯。

      我家不是高门第，父母教育我们做人和我们教育孩子，都谈不到远大的志向、抱负等等。我们家从老一代流传下来的是做人一不缺德，二不违法，三要靠力气吃饭，不可投机取巧。总之宁可不是一个能人，也要做个好人，因为能人而不是好人就必是祸害。

我的孩子多次要我为他们的孩子说点什么，写点什么，我一直不说也不写。家风变成家教，主要不是靠“言”而是靠“行”，就是说，主要不是空口说教，而是要用你日常行为给后代作榜样。有一位经商的朋友问我，是怎么辅导孩子学习的。我说“惭愧”，我这四个孩子，几乎没有一人，一个学科甚至一道习题是由我辅导过的。当然，他们的学习成绩，同我当年比，都差得太多。所以我接着补充一句：“靠辅导恐怕也上不去。”“那你的孩子为什么都知道念书呢？”他问。我说。“很简单，我家里两口大人，除了看书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孩子们自然学成了书呆子。”接着我宽解他：孩子不爱念书也不必苛求，做什么不吃一辈子饭，非在一棵树上吊死？讲这话我是真心的。

     中国讲家风家教。从前都是官僚、地主等有地位、有财产的大家族，穷人难得有个完整家庭，过朝不保夕的日子，哪有什么家风家教可言？不过从中国共产党闹起革命，有的穷人家也有了家风，这就是共产党的革命家风。例如，陶承讲述的她与丈夫欧阳梅生，儿子欧阳立安两位烈士他们革命的一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崇高美德，这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一种新家风。这是当代中国人应当积极学习和发扬的家风。所以当许多朋友问我，孩子究竟要学哪些或多少古代经典时，我总是说“适可而止”，要以站在今天、展望明天的视野来对待经典”。对孔圣人留给我们的遗训我认为就是应当如此。因为许多朋友关心，所以附带说了上面的话。

                                                                          （作者系我校原副校长）